在各行各业中，最受这一政策影响的莫过于零工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基于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走出来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上，续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篇章。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百年奋斗、初心不改，砥砺前行、主题不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良好条件。在这条道路上，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牢牢抓住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懈努力，凸显了这一过程的特点和要求，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起到强有力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否则，在赶超的口号下，政府干预引致的扭曲会频频发生，并导致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发生游移和摇摆。

既包括政府自身掌握的资源，如政府资产，也包括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如征税、举债等;提供制度规则及其他公共品的能力。认识和理解国家治理中的政府，既需要从三方共治的角度，也需要从政府质量的三重维度：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来考察。三 以往对于政府的认识，往往局限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看来，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二战以来，一些经济体实现了后发赶超。

因此，保证市场决定性为前提，政府的作用可以有两方面：一是修补市场（取修复补充之意。国家治理视角，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共治。

进入 张晓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府作用 。比如后发优势、次优原则、市场失灵等，都是有理论前提的，即基本上都是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面临起飞赶超转型任务，同时市场体系不发达、结构性问题严重的经济体。一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又得到了较多的强调。和资源配置相比，国家治理处在更高维度。

任何政府如果拥有权力但缺乏问责的制衡，就会产生腐败。好的国家治理模式一定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相对均衡且能够互相支持也相互制约的格局。因此，如何使问责机制对政府行为形成真正的约束，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关键。原因在哪？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从理论层面上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导致在改革上出现犹豫，不坚决、不彻底。

政府作用如何做到以市场决定性为前提？即一切以促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准绳;任何对此的偏离，就是政府作用所带来的扭曲，是要避免的。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存在着微妙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法律的地位是高于政府的，即便是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运作，不能为所欲为。

目前美国是国家能力弱，而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强;中国则相反，国家能力强，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相对较弱。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这些前提条件会慢慢消失，良性扭曲也就难以存在了。

包括培育市场、弥补市场失灵甚至创造市场等），实际上是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二是减少扭曲，主要是减少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扭曲。扭曲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良性扭曲高度依赖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定语境和历史路径但约自1970年代始，进一步普及教育和提高人力资本的潜力趋于消失。因此，着眼长远，锐意改革才最为根本。例如，英美等国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大规模更新换代的局面，OECD预测2010～2030年全 球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高达53万亿美元。进入 张晓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平庸 。

经济学家用长期停滞来描述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新特征，其经济增速由危机前的2.63%下降到了危机后的0.51%。首先，准确评估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平心静气接受新常态，不可急于求成。

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种种表现，最能抓住其特征的表述，当属长期停滞。技术进步放缓、劳动人口减少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收入分配趋势，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

长期停滞一词最初是在1938年大萧条快结束的时候，由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阿尔文汉森所提出的。关于上述普遍的技术进步放缓的成因，戈登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科技创新成果，如互联网和个人电子 设备等对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远远小于一个世纪前电力、内燃机和自来水系统的发明应用。

如在1972至1996年间，美国劳动参与率年均增长0.4个百分点。而在2007至2014年间，该指标年均下降0.8个百分点。在此后的2010～2019年，欧元区经济虽然可能有所平稳，但年均增速仅为1.12%。如据美国经济学家戈登测算，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早已重回1930年代前的历史低位：1980年至今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仅为0.5%，约为 1930～1980年间增速的1/3。

而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造成长期停滞的主因之一便是技术进步 的放缓。相对美国而言，欧洲、日本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则更为悲观。

欧洲的状况显然比美国糟糕。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第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当下及今后的竞争， 将是一场持久的全球改革竞争和创新竞争。同时全面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 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力争比发达经济体更快地完成调整，获取全球竞争新优势。

尽管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时逆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改变。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在英国等国家的政府积极促进中国对本国投资的情况下，中国应当进一步深化企业走出 去战略，帮助企业适应海外市场规则，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切实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疲弱的经济环境，则进一步削弱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参与率。第四是债务水平居高不下。

欧洲地区的实际利率也从由20世纪90年代的4%左右下降至 21世纪初的负值。人力资本将在失业中就此永久性的失去，劳动参与率也随之降低。

仅这一变化就导致美国人均GDP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1992～2007年，欧元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 2.08%。

美国实际利率平均水平由20世纪80年代的5%下降到90年 代的2%，21世纪实际利率只有1%，而从雷曼破产之后，美国实际利率水平只有大约-1%。与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这样的新常态相比，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新情况是什么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将其概括为新平庸，其特征是一种持续的低经济 增长和高失业率状态，它影响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经济体，而且新平庸还受到来自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各国央行不同步的货币政策威胁，全球政策制定者还面 临金融危机遗留下来的高债务和高失业率等难题。